墓碑

刚看有文章写到，中央政治局经两次讨论，对五九年至六二年的档案，下令解封。但又严禁公开，只准有限的高干接触这些档案。
五九年至六二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：
一九五九年全国十七个省级地区，有五百二十二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，其中城市有九十五万八千多人。
一九六O年，全国二十八个省级地区，有一千一百五十五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，其中城市有二百七十二万多人。
一九六一年，全国各地区有一千三百二十七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，其中城市有二百十一万七千多人。
一九六二，全国各地区有七百五十一万八千多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，其中城市有一百零七万八千多人。

总数是3755.8多万，与杨继绳老师的3600万虽相差不大，但是仍有将近200万的差距（200万的数字就足以反驳新老左派们的质疑：饿死200万就天经地义？），50年前的亡魂具体数字仍然是飘忽不定的未知数。先前中国国家统计局可是用大大低于实际数字的1700万人唬弄世人。其实不用这次的解封，杨继绳老师在被亚洲周刊评为2008年十大中文好书的《墓碑》中，就引用大量资料，得出全国在大跃进与大饥荒期间的非正常死亡的下限是3500万。

杨继绳穷10年的时间，以索尔仁尼琴式的专注与坚韧，为记录罪恶而收集证据。《墓碑》原打算名为《天堂之路》，后来改为《墓碑》。他说书名“墓碑”有四重意思：一是为在1959年饿死的父亲立墓碑；二是为3600万饿死的中国人立墓碑；三是为造成大饥荒的制度立墓碑；四是在这本书写到一半时，杨继绳在体检时发现有“病变”，“于是我加快了写作的速度，下决心把这本书写成，也算是为自己立一个墓碑”。

所幸后来在复查时排除了病变，杨说但写此书有很大的政治风险，如因此书而遭不测，也算是为理念而献身，自然也就成了自己的一个墓碑。